寻溯中华文明，请来洛阳城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wùlǐ)坐叹息，人生(rénshēng)安得如汝寿。” 这是苏轼名诗《石鼓歌》的最后两句，由石鼓及人，写尽“小我”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诗中的石鼓被(bèi)网友视为“九大镇(zhèn)国之宝”之首，康有为这样提起它：“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dāngwèi)书家(shūjiā)第一法则。” 石鼓出土于唐初，地点在凤翔府陈仓(chéncāng)境内的陈仓山北(shānběi)阪（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距今已(yǐ)1300余年，屡遭时艰，却绵延保存至今，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 石鼓在唐代时(shí)关注者虽多（如(rú)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韦应物、杜甫、张籍、韩愈、苏勖、张怀瓘等），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却未(wèi)成功。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liǎngbǎinián)后(hòu)，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不幸赶上了“靖康之变”，又流落到北京，被弃之荒野，却因祸得福，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之厄。1312年，石鼓迁入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平静(píngjìng)地度过了620余年。抗战爆发后，石鼓“南迁”复“西迁”，两遭严重车祸(chēhuò)……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又因种种牵扯(qiānchě)，留在了故宫。 如今，游客可(kě)在宁寿宫(níngshòugōng)建筑群的(de)珍宝馆内看到石鼓，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清单》，但在这组“国之(guózhī)重器”身上，仍有(yǒu)太多的谜：制于何时？为什么要造它？为何如此珍贵？该怎样去欣赏？……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石鼓文诠释》一书，以及彭海军先生的《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一文，试作解读。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wèishénme)制成鼓状？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zhēngyì)，武德年间（李渊的年号）说较佳。 唐书法家窦臮（音如寄，通暨）在(zài)《述书赋》中称：“岐州(qízhōu)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拓片）。吏部侍郎苏勖（音如蓄）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lǐsī)最古，不知史籀（音如宙，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即大篆(dàzhuàn)）之迹，近在关中。’”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jìlù)。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石鼓(shígǔ)出土不会晚于此。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de)鼓状花岗岩块，高约90厘米(límǐ)，直径约60厘米，每个重约一吨。据刻文前两字，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chē)、汧（音如千，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殹（音如亿，意如(yìrú)也、兮）、田车、銮车、霝（音如零，意为飞溅）雨。 为什么(wèishénme)制成鼓状？郭沫若先生认为：“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de)(de)一种(yīzhǒng)反映。它象征的是天幕，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子。”他表示，石鼓造于秦襄公（？—前766年）时，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石鼓应制(yìngzhì)于秦惠文王称王时，即前325年，石鼓是祭品。有学者认为，石鼓应称“发现”，而非“出土(chūtǔ)”，但秦人祭礼独特，“祭天(jìtiān)曰燔（音凡，意为烧）柴，祭地曰瘗(yì)薶（音毅埋）”，“既祭，埋藏之”……唐以前无石鼓记录，可见它应被埋起来(máiqǐlái)，很难看到，称“出土”无误。 如石鼓(shígǔ)造于(zàoyú)秦惠文王，此时秦的(de)国力已强，秦人早已不住“蒙古包子”。把祭品做成鼓状，可能是图省事——石材来自附近河滩，早被谁冲击成鼓状，没必要改成别的。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虞(yú)（世南）、褚(chǔ)（遂良）、欧阳（询）共称妙墨”，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 一是(yīshì)甲骨文、金文皆刀刻或铸造；石鼓文则有了笔意(bǐyì)，呈现出书写味。 二是甲骨文、金文偏旁部首(piānpángbùshǒu)随意性强；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规范严格(yángé)。 三是甲骨文、金文中羼有象形字；石鼓文已(yǐ)线条化，蜕尽象形痕迹。 四是甲骨文、金文或圆或扁；石鼓文(shígǔwén)已接近方块字。 五是(wǔshì)甲骨文、金文结体多变，或疏(shū)或密；石鼓文的结体严谨，有了章法。 六是甲骨文、金文线条(xiàntiáo)或粗或细；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 在汉字发展史上，石鼓文(shígǔwén)承上启下，此外，它(tā)还是上古(shànggǔ)文学史的(de)见证者——石鼓文中《吾车》与《诗经》中《车攻》《吉日》颇有相同处。郭沫若说：“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bǎoguì)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文“重法”，后来开新者、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jièkǒu)。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历秦汉(qínhàn)魏下及唐，无人著眼来形相。村童(cūntóng)戏坐老死丧，世复一世如鸟翔。”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 806年，韩愈上书，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却未被(bèi)批准。韩愈写过《石鼓歌(gē)》，痛斥陋儒当道，“方今太平日无事，柄(bǐng)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尚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818年，名臣郑余庆(yúqìng)把石鼓移到(dào)凤翔孔庙存放，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 石鼓文(shígǔwén)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中原战乱，石鼓(shígǔ)遗失。 司马光(sīmǎguāng)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找回9件(jiàn)石鼓，安置于府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惟缺“乍原”石鼓。传说(chuánshuō)宋仁宗偶读韩愈《石鼓歌》，大感兴趣，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司马池凑不齐，便交上仿刻的(de)“乍原”石鼓蒙事，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 此说不确，司马光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司马池为官清廉，且能力出众，深得宋仁宗(sòngrénzōng)信任(xìnrèn)。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而是(érshì)宋徽宗。 苏轼科举成功后，首任期（三年）也在凤翔，趁机精研石鼓文(shígǔwén)。石鼓上原有700余字(yúzì)(zì)，北宋时“其可见者(zhě)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元代只剩386字，明清又减至310字。可苏轼竟“钩”出657字，在所有版本中最多。 学者韩立平认为，当时(dāngshí)“读书”与“读律(dúlǜ)”两派(liǎngpài)激烈对立，而(ér)苏轼“读书万卷不(bù)读律”。苏轼认为，“新政”弊端在于“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想借石鼓文研究，重振“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的古代风范，坚持(jiānchí)渐进式变革。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周宣王是中兴之君，打败了强劲的外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 宋代富而不强，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xiànshí)关怀，但只会从故纸堆(gùzhǐduī)中找方案。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大学问”：“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文及《诅楚文(zǔchǔwén)》、泰山秦篆(qínzhuàn)皆粗石，如今世以为(yǐwéi)碓臼者，石性既坚顽难坏，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碣，石虽精好，然亦易剥缺(bōquē)，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 赵明诚以为，石鼓得以传承，因只用烂(làn)石材，无二次利用价值，可见(kějiàn)“古人用意深远，事事有理”。 此说无据，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学家向(jiāxiàng)传师看到一张“乍原(zhàyuán)”石鼓的拓片，知其尚在人间，立即多方打听。拓片来自太氏(tàishì)家族，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已荒芜，经持续不懈努力，向传师终于找到“乍原”石鼓，可惜上半部被削去，下半部则(zé)被掏成臼，用来舂米，好(hǎo)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可见，石鼓可以再利用。 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汴梁，藏在太学。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又(yòu)下令(xiàlìng)将石鼓搬入内府，存于保和殿稽古阁，并在字口中填金(tiánjīn)，设围栏防护。 靖康元年(nián)（1126年），金兵(jīnbīng)攻占汴梁，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文物失散是(shì)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无报(wúbào)”。 洪迈曾(céng)写《石鼓诗》，末句感慨：“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颜无术下登三。”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却没才能达到(dádào)更高(gènggāo)境界。 金正隆三年(sānnián)（1158年），完颜亮下令销毁“平辽宋所得古器”，幸石鼓早被遗弃，官方亦不知它在(zài)何处，使它躲过了一劫(yījié)。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学士虞集(yújí)在泥草中发现石鼓，元皇庆元年（1312年），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dàchéng)门下，此后600多年无播迁。 差点没上“南迁”名单(míngdān) 明清时，石鼓成“千秋法物”，权力垄断(lǒngduàn)了相关操作。 据学者施安昌在《乾隆与石鼓文》一文中钩沉(gōuchén)，乾隆从39岁到80岁，多次为石鼓写诗、制帖、办文会(bànwénhuì)。39岁时，乾隆拓石鼓文一份，并作(bìngzuò)《石鼓歌》，命蒋溥、介福、刘纶、观保、钱维城等大臣各(gè)和一首，装入精美木匣，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 73岁时(shí)，乾隆(qiánlóng)得石鼓文的元拓本，是当时所(suǒ)见最早拓本，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xiàobēi)记录，并让和珅、梁国治、刘墉、王杰、董诰、曹文埴、金士松、赵秉冲作诗跋。79岁时，乾隆令仿刻石鼓。80岁时，仿刻完成，一套放在国子监(guózǐjiàn)孔庙大成门外，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 通过(tōngguò)这些(zhèxiē)操作，乾隆娴熟地扮演“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的形象。 1933年4月(yuè)(yuè)19日，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líkāi)北京。据学者彭海军钩沉，早在1932年9月，江瀚、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文物南迁”。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胡适、鲁迅、周养庵等皆然。学者黄文弼提议，可效欧洲，将北平划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zuò)军事根据地构想，期待日军(rìjūn)遵守国际公约。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bāguóliánjūn)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国民政府行政院(xíngzhèngyuàn)最终决定“文物南迁”，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gùgōngbówùyuàn)，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zhōng)，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第一批箱件运走后……有一天，我忽然奉到院长的(de)密令(mìlìng)，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 它们是故事最多的石头(shítou) 石鼓重，且(qiě)“时间久远，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稍有不慎，文字石皮就会碎落(suìluò)”。经反复研究，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此一道(yīdào)工序，就干了近一个月，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继而用细麻绳扎紧(zhājǐn)，用厚(yònghòu)绵纸裱糊，再用粗麻绳捆绑，外裹三四层棉被，放入特制木箱(mùxiāng)，以稻草塞紧，致“每鼓重逾两吨”。10个石鼓加《石鼓文音训》刻石，共11大箱。 在迁移中，有追兵、轰炸、火灾(huǒzāi)等险，石鼓(shígǔ)一路封闭，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fāxiàn)地宝鸡县，特意开箱启封，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 抗战结束后，文物回迁，遇两次车祸：一是(yīshì)在江津县广兴乡，方向盘拉杆断裂，车翻入稻田，好在“石鼓箱(xiāng)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二是距(jù)酉阳20余公里的高(gāo)坎子，车冲下山坡，附运的家具被摔坏，石鼓箱破裂，竟然无损。 坊间传说，石鼓差点去台湾(táiwān)，因轮船超载(chāozài)，临时留在码头。其实，石鼓没上迁台名单，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二是石鼓重(zhòng)，不符合“小而精”的标准。 石鼓一直在南京(nánjīng)仓库中，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当时国子监(guózǐjiàn)正办训练班，空间不足，暂放在故宫，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文物局决定，石鼓和《石鼓文音训》刻石永久留在故宫。《石鼓文音训》刻石的(de)底座仍(réng)在国子监。 故宫石鼓(shígǔ)馆在皇极殿东庑房，逛(guàng)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kuài)大石头，历经千年奔波、艰险、离散和苦难，它们仍屹立在那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mǒ)去的顽强。（责任编辑：沈沣） 来源(láiyuán)：北京晚报·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