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陕西发现50万年前古人类烤肉痕迹

丝绸之路西域南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中华古代文明接受域外文化(wénhuà)与艺术的交通要道和中转站，承载着多民族(mínzú)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通的重要功能(gōngnéng)，对内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这一主题，2025年5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yánjiūsuǒ)举办(jǔbàn)第三十六场“汲古(jígǔ)论坛”学术活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副主任陈粟裕副研究员出任主讲嘉宾，献上一场题为“沙海遗珍(yízhēn)：丝路南道佛教(fójiào)艺术”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liàoyáng)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陈列展览部李(bùlǐ)永康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所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范晶晶(jīngjīng)副教授参与对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jiān)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出席论坛并致总结辞。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谷卿副所长主持。 陈粟裕首先对丝绸之路西域南道(nándào)这一概念作了(le)解释。她结合地图(dìtú)和近年来(jìnniánlái)的考古发现，展示了丝绸之路南、北道山脉、沙漠、石窟、佛寺、古道和王城遗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古代使节、商队、僧侣沿着丝路南道穿越沙漠的行进路线，特别介绍了法显和玄奘的西行之路，并阐释古人选择春天作为丝路南道西行出发(chūfā)时间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原因。 陈粟裕接着介绍了蚕种与丝绸之路的传说故事、于阗(yútián)王室与汉地和亲等丝路上的民族交往和文明(wénmíng)传播史事。根据斯坦因(sītǎnyīn)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木板画、俄罗斯博物馆藏木板画以及汉藏佛教(fójiào)文献中的记载，陈粟裕详细讲述了于阗国王向“东国”求取桑蚕、下令保护蚕种、蚕种活动在于阗寺院内进行等历史经过；因于阗王奉行佛教不杀生教义而禁止杀蚕，于阗人(rén)使用蚕蛾飞出后的破茧制丝(zhìsī)，这与汉地缫丝工艺(gōngyì)和品质存在明显差别。根据《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王王冠被用于佛像头冠装饰的记载，并结合于阗出土的木板画图像(túxiàng)(túxiàng)中侍女发冠、敦煌壁画中于阗守护神发冠、北宋时期由泉州(quánzhōu)传入日本的水月观音发冠皆为(wèi)竖棱状造型，陈粟裕揭示了一条佛教图像艺术由西域向东传播至日本的漫长路线。 在报告的(de)主体部分，陈粟裕介绍(jièshào)了国内外学者(xuézhě)和探险家对西域南道的发掘与考察，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文·赫定深入南道沙漠腹地，发现(fāxiàn)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和楼兰古城的详细经过，斯坦因发现米兰佛寺遗址群、热瓦克遗址、尼雅遗址，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日本大谷探险队、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甘肃地区的探险、发掘和考查，以及近年来(jìnniánlái)我国(wǒguó)学者对莫尔(duìmòěr)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对西域南道诸多佛教(fójiào)石窟、壁画等艺术遗存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鄯善佛教美术是本次报告的一大重点内容。陈粟裕介绍了(le)鄯善地区考古发现(fāxiàn)的15个米兰佛寺遗址，其中米兰3号佛塔与(yǔ)米兰5号佛塔的形制十分接近，皆是中间一座佛塔、外部环形围廊的布局，且有重要的壁画残片(cánpiàn)遗存。有学者根据壁画推测，遗址时间为2世纪末(shìjìmò)至3世纪初，由犍陀罗(tuóluó)地区东迁至此的中亚移民(yímín)将佛教艺术带入此地，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壁画。斯坦因在米兰M5和M3佛寺遗址发现的佛教图像较为特别，图像上部为佛传故事，下部为扛花彩的有翼孩童和托举世界的有翼男性(nánxìng)，后者(hòuzhě)由希腊神话中托举天地的大力神阿特拉斯演变而来(lái)。这些有翼天人(tiānrén)的造型与犍陀罗造像艺术一脉相承(yīmàixiāngchéng)，其装饰属性和宗教意涵也完全相同。此外，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回字形佛殿、亚兰干遗址的方形佛寺及其出土的佛菩萨造像和壁画有着明显(míngxiǎn)的犍陀罗风格，与上述米兰M5和M3遗址的艺术风格一致，证实了鄯善和于阗两国在历史上持续进行的佛教艺术交流。 在(zài)报告的最后一个章节，陈粟裕展示了于阗(yútián)佛教经典(jīngdiǎn)与(yǔ)图像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于西域其他地区普遍崇奉小乘佛教的情况，于阗的大乘佛教信仰十分突出，且对汉地佛教有着重要影响。玉龙喀什河(hé)、喀拉喀什河、墨玉河沿线的狭长地段是和(hé)田的丰饶区域，分布着众多佛寺遗址。据史料记载，佛教于1世纪传入于阗，为新疆地区佛教传播之伊始；目前出土(chūtǔ)的于阗佛教文物年代(niándài)大致在3-11世纪之间。由于10世纪初于阗王室与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联姻(liányīn)，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于阗佛经写本。从(cóng)书写语言上(shàng)看，于阗佛教写本包括犍陀罗语、梵文、于阗文、藏文和汉文五种；佛经类型主要为般若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大乘佛典，也有说一切有部的小乘典籍和密教经咒。这些佛教经典和于阗历史传说相关的语言文献资料及图像艺术资料充分展现了当时西域与内地各民族(mínzú)各地区之间的交流(jiāoliú)、交融与交通。以(yǐ)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梁朝傅大士颂(sòng)金刚经》为例，陈粟裕介绍了佛教伪经(wěijīng)从汉地传入西域并被西域民众接受的文化传播现象。就《般若经》的相关图像问题，陈粟裕指出，托普鲁克2号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木板画中佛身布满千眼的绘画方式(fāngshì)或许为《般若经》的经变画。 值得注意的(de)是，和田地区(dìqū)发现的《法华经(jīng)》皆由梵文书写(shūxiě)，目前只在敦煌藏经洞找到(zhǎodào)了两件于阗(tián)文《法华经》节译本。国家图书馆藏和田地区《法华经》残片与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法华经》写本中绘制的佛塔形制十分特别，后者的释迦(shìjiā)、多宝二佛并(bìng)坐图不同于汉地常见图像(túxiàng)，而是释迦坐于塔外；塔形十分瘦长，下部有(yǒu)台阶可登临；塔刹也很长，且佛塔形制与藏地佛塔相似(xiāngsì)。据学者推测，该类图像创作于8世纪左右，由于(yóuyú)年代较晚，或受到(shòudào)汉地同类图像的影响。陈粟裕将和田地区出土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与汉文《法华经》不同译本中的部分内容作了文本对(duì)勘，指出(zhǐchū)(zhǐchū)喀什本里的青金石这一佛塔饰品为其(qí)他版本(bǎnběn)所无，认为喀什本中的七宝塔受到和田当地佛塔样式影响，为流行于整个西域南道的瘦长型佛塔。而于阗地区发现的藏文《法华经》及其图像，则揭示了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吐蕃与吉尔吉特地区的小勃律(xiǎobólǜ)王朝之间由于通婚和政治军事关系发生的佛教艺术方面的密切交流。此外，敦煌莫高窟444窟东壁盛唐时期多宝塔二佛并坐像中于阗国太子从德及其弟从连的题记，揭示了于阗和汉地通过《法华经》共同构建的佛教正统与空间共鸣。陈粟裕还介绍了于阗《金光明经》不同语言的写本情况，并结合热瓦克佛塔遗址和丹丹(dāndān)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地神画像以及(yǐjí)于阗建国传说的文献记载，指出于阗画像中的坚牢地神不仅托举佛足(fúzú)，也有托举毗沙门天王足及(zújí)王者(wángzhě)足，且托举佛足的地神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在介绍了于阗地区的梵文《贤劫经》和表现“千佛”内容的《佛名经》之后，陈粟裕详细讲述(jiǎngshù)了于阗佛经中对汉地佛教影响最大的《华严经》之相关研究发现，其卢舍那佛像周身绘制各种图案是一大显著特征，例如斯坦因在和田地区获得的卢舍那佛图像、巴拉瓦斯特遗址壁画的完整卢舍那佛像以及大英博物馆藏卢舍那佛像残片中的佛身各处都绘制有日、月、金刚杵、摩尼珠、鸟、圆环、三角等各种饰物和图案，其宗教意涵尚有待探讨(tàntǎo)。 在嘉宾与谈环节，范(fàn)晶晶(jīngjīng)介绍了丝路南、北道佛教艺术遗迹在数量上的悬殊和佛传图像表现形式方面的异同，特别介绍了对于(yú)研究于阗佛教而言，已故学者段晴教授翻译的《赞巴斯塔之书》之重要学术价值(jiàzhí)，例如其所记载的佛教因果业报观念和佛身观念揭示了于阗大乘佛教与说一切有部(yǒubù)等小乘部派的对立。由包含51则佛本生故事(gùshì)的于阗文《佛本生赞》展开，范晶晶指出丝路南、北道之间在佛本生故事的表现形式上或许(huòxǔ)存在沟通与联系，而与汉地和犍陀罗地区(dìqū)存在一定差别，犍陀罗地区佛本生故事数量较少，且题材主要集中于燃灯佛授记和睒(shǎn)子本生两种类型。 廖旸从活态文化的(de)角度对和田地区蚕种和丝路的故事进行解读，并以敦煌八菩萨像为例，介绍了瑞像(ruìxiàng)这一佛教中国化(zhōngguóhuà)的重要步骤在中国佛教神圣性正统叙事的建构以及佛教社会化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作为“护国(hùguó)(hùguó)三经之一”的《金光明经》所表现的护国思想，涉及众多著名佛教传说，从大理、西夏、吐蕃到内地，乃至元代(yuándài)和清代等(děng)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与佛教护国思想有关，其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将佛教塑造为国家宗教发挥了重要贡献。廖旸还就佛教中的“法灭”思想、“千佛(qiānfú)”观念和于阗(tián)画派等相关问题与陈粟裕进行了对谈。 李永康根据在新疆地区的考古调研工作经历，对丝绸之路南道(nándào)的佛教遗址(yízhǐ)(yízhǐ)情况作了补充阐释。首先介绍了昆仑山、天山、塔里木九河的地理特征和文化(wénhuà)定位，以及丝路北道和南道的四大文化圈——高昌文化圈、龟兹文化圈、楼兰文化圈、于阗文化圈在大小乘(chéng)佛教上的分野；接着(jiēzhe)介绍了楼兰古城的地理形态、楼兰佛塔和小城墓地等历史遗迹，国际探险家在楼兰古城发掘大量(dàliàng)文书和楼兰书派的故事，以及罗布泊古墓遗址、尼雅遗址、米兰佛寺遗址、热瓦克佛塔遗址、莫尔佛寺遗址等丝路南道重要遗址出土的艺术珍品和古代(gǔdài)工艺遗存(yícún)，并指出于阗画派与唐代长安居德坊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张雪松(xuěsōng)首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通过藏传佛教相关文献、于(yú)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及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佛教艺术遗存等多元视角(shìjiǎo)综合考察丝路南道佛教艺术的重要启发意义；其次结合本场报告内容，阐释了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全新理解；最后强调，西域佛教对汉传(hànchuán)佛教乃至(nǎizhì)汉地佛教地理名称的深远影响，在很大(hěndà)程度(chéngdù)上重构了今人对中华佛教史的理解，并就于阗建国传说问题与陈粟裕进行了对谈。 在本场论坛尾声的总结致辞(zhìcí)环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指出，作为具有中国文化原生资源(zīyuán)和文明符号意义的丝绸之路，在“以(yǐ)疆润疆”“文化润疆”的历史使命中，无疑能够发挥巨大(jùdà)的战略作用。从民族国家(guójiā)版图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yào)组成部分之一的大乘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便是(biànshì)于阗。今天所谓的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离不开丝绸之路，而中国文化历史空间中的诸多重要痕迹也正是来自新疆。在肩负“文化润疆”这一历史重任时(shí)，我们要思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内地文化如何(rúhé)扎根于新疆，更要(gèngyào)兼顾如何将新疆固有的带有(dàiyǒu)中国文化印记的原生资源挖掘出来。喻静表示，本场学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希望这样的学术活动能够经常举办，以增进彼此间的学术友谊和生活情谊。 冯川（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bóshìhòu)）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duō)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